FX168财经报社(香港)讯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主任曾锐生(Steve Tsan)周一(11月6日)在日本《日经亚洲》撰文称，中国人对李克强去世的悲痛反映对中国没有走的道路的渴望，公众在悼念更自由、更有活力的“改革开放”时代。曾锐生也是即将出版的新书《习近平的政治思想》(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合著者。
(截图来源：《日经亚洲》)
曾锐生写道，十年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在努力将中国人民锻造成一个拥有同样“中国梦”的爱国群众。但是当李克强，这位广受欢迎的前“二号国家领导人”于10月27日去世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进入防御模式。
文章指出，国民对已故“国民政府”领导人的爱戴，应该是执政党可以抓住的机会。相反，习近平实际上按下“紧急按钮”，严格限制公众悼念李克强的生活和工作。
在中国，许多人都对李克强充满爱戴和尊敬，但这并不是因为他在10年总理任期内取得的巨大成就。事实是，李克强是无能为力的。他早期对“李克强经济学”经济政策的承诺没有实现，但这并不完全是他的错。他被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转移了注意力。这在中国是很容易理解的。
在2007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李克强一直被视为胡锦涛的首选接班人，担任国家主席和党的领导人。但习近平当时胜过李克强，让自己成为下一个接班人。
曾锐生称，当习近平在2012年从胡锦涛手中接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时，李克强成为了他的“二号人物”。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偏离了邓小平之前设定的路线，回到国内的极权主义和对外的独断专行。
可以肯定的是，李克强不会带领中国走向一个人权和法治得到例行尊重的民主未来。中国的列宁主义制度不允许这样做。他甚至不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李克强忠于现存的共产党制度。但李克强是一个技术官僚，他更喜欢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道路，这也是胡锦涛和江泽民所坚持的。在近40年的时间里，这种方法带来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和较低程度的专制镇压。
曾锐生指出，中国人对李克强的哀悼是在哀悼这个时代的结束。也就是说，纪念李克强实际上是对习近平以及他为中国设定的方向的不满。因为批评习近平或他的政策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不提及习近平的情况下纪念李克强是中国人民在不引起国家报复的情况下所能做到的。
文章称，担心公众追悼会失控是上周不允许公众参与的追悼会的原因。
曾锐生表示，尽管习近平转向压制表明他的不安全感，但这并不表明该政权缺乏韧性。我们必须区分短期弹性和长期弹性。习近平可能削弱了共产党统治的长期可持续性，但他对政权安全的关注增强了政权的短期弹性。
中国现在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是严重的，而习近平的错误做法又加剧这种问题。这破坏了他宣称的提升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间社会契约的意图。习近平的希望是带领中国不断发展壮大，并以此改善党为人民提供的物质福利，使他们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
曾锐生指出，习近平转向极权主义，包括排挤李克强、约束私营企业、动摇房地产市场、加剧与西方和日本的紧张关系，以及在新冠问题上摇摆不定，这些都被证明适得其反。但中国经济的规模和资源意味着，这些挫折不足以威胁习近平或共产党对权力的控制。
曾锐生在文章最后写道，事实上，在李克强意外去世后，习近平迅速采取行动，显示出他在政治上的精明和果断，这应该提醒所有人，习近平将不惜一切代价将任何对他的权力或共产党的挑战扼杀在萌芽状态。但是，面对习近平的限制，公众对李克强的哀悼表明，中国人民对美好未来的不屈不挠的向往依然充满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