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68财经报社(香港)讯 香港《南华早报》周三(8月23日)撰文称，在中国最大房地产开发商之一的债券违约引发首个冲击波两年后，中国政府关于一切都在控制之中的承诺，正变得愈发难以让投资者信服。

今年夏天，境况不佳的开发商中国恒大集团(China Evergrande Group)报告称，2021年和2022年的总亏损为人民币8120亿元(约合1120亿美元)，这一数字高于该公司自1996年成立以来的总盈利，这进一步加剧人们的担忧。

恒大集团上周向美国一家法院提交破产保护申请，这也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起极大关注。

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5章的呈请书，重组程序正在香港和开曼群岛进行，这也给北京方面提出许多问题。它如何安慰数十万为尚未交付的房屋支付抵押贷款的人？它如何安抚那些回避中国股市的忧心忡忡的投资者？它如何扭转越来越多的对中国金融体系及其经济增长的悲观看法？

全球投资者、中国购房者和经济学家现在都在屏息以待，看看谁将是下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以及北京方面可以使用什么工具来防止自己的所谓“雷曼时刻”——这一阶段源自2008年末全球投资银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破产，用来描述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导火索。

“债务定时炸弹”滴答作响

中国“债务定时炸弹”也在滴答作响，中国五大开发商之一的碧桂园(Country Garde)正处于债券违约的边缘，此前估计2023年上半年的损失在人民币450亿至550亿元之间。中国数十家私人开发商也可能面临违约的困境。

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George Magnus表示：“我认为不会出现雷曼时刻。在国有银行体系中，当局可以在整个金融体系中转移债务，并使用‘延长和假装’会计来确保大银行不会倒闭，而较小的银行可以在必要时得到改善或合并。”然而，Magnus警告说，多家高度互联的公司倒闭将考验北京防止疫情蔓延的能力。

《红色资本主义：中国非凡崛起的脆弱金融基础》(Red Capitalism: the Fragile Financial Foundations of China’s Extraordinary Rise)一书的合著者Fraser Howie表示：“如果有人认为一个突然事件就能导致银行业几近崩溃，那他们就不理解这个体系是如何建立和构建的。”

据估计，中国的银行体系在房地产行业有很大的风险敞口，主要由中国工商银行(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中国建设银行(China Construction Bank)、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和中国农业银行(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等四大银行等国有银行控制。

Howie补充道，然而，“压力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

除了地方债务和小银行压力外，房地产是中国最突出的风险，因为它与国民经济深度融合，影响着从铁矿石开采商到钢铁和水泥生产商、家居装饰企业、家用电器制造商、建筑工人和数百万购房者的任何人。

在世界范围内，房地产也被认为具有系统重要性。

17年前的美国次贷危机——涉及向信用记录受损的潜在借款人提供抵押贷款——被复杂的金融包装放大，最终演变成一场全球金融危机。

在雷曼兄弟破产后，美国政府对美国国际集团(AIG)和高盛(Goldman Sachs)等机构进行纾困，而英国政府还将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 Bank)收归国有。

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也加剧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危机，并导致所谓的“失去的几十年”的经济停滞。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系统性风险中心主任Jon Danielsson表示：“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一个挑战是，非常高的增长可能会掩盖大量问题，当增长放缓时，这些问题就会暴露出来。就像湖泊水位下降时，我们看到了很多我们不知道存在的东西。”

Danielsson特别警告了“未知的风险”，这超出政府了解和应对的能力。他表示：“教训是，引发危机的因素可能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就像(美国)次贷(危机)一样，政府当局不可能对所有这些因素都了如指掌。重要的是它如何应对危机。然而，当政策制定者和政府在没有事先计划或考虑所有角度的情况下，在最后时刻做出反应时，这种情况的代价尤其高昂。”

自1998年前总理朱镕基作为提振内需计划的一部分，启动住房私有化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经历了一段黄金时期。在2010年代的鼎盛时期，它成为了一个支柱产业，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四分之一。不断攀升的房价也引发更多的投机活动，迫使中国政府方面设置了各种购买、销售、抵押贷款和信贷限制措施。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20年初的一项调查，房地产占中国家庭财富的59.1%，占家庭负债的四分之三。

中国的房地产危机

中国的房地产危机最初始于2020年初，当时新冠病毒阻断了主要开发商的现金流。北京方面的回应是，在2020年8月划出“了三条红线”，以确定借款门槛。它们最初是在房地产行业是中国最大的“灰犀牛”风险的想法下推出的，并回应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于“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警告。

中国政府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房地产行业未偿还银行贷款同比增长0.5%，达到人民币53.37万亿元(约合7.4万亿美元)。其中包括人民币13.1万亿元的房地产开发商贷款和约人民币38万亿元的抵押贷款。

根据中国数据提供商万得资讯(Wind)对132家国内上市开发商的计算，去年总销售收入下降8.3%——这是2005年以来的首次——而它们的负债率在2022年为78.99%，仅略低于2019年的79.03%。不过，这些数据不包括恒大和其他在香港上市的公司。

这些公司的股票回报率出现有记录以来的首次下降，降幅为3.78%，而在国内上市的开发商报告的总亏损为人民币660亿元(约合91亿美元)，这也是自有数据以来的首次亏损。

它们的融资活动还带来了人民币2,856亿元的新现金流出，这表明该行业正在努力从银行、投资或债券中寻求外部资金。但这些问题尚未严重波及金融体系。

根据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管理局(National Financial Regulatory Administration)提供的数据，上一次发布于2020年的数据显示，房地产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为1.4%，为20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低于2005年的9.2%和2008年的3.35%。

不过，中国自2020年以来没有更新房地产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但截至6月底，商业银行的整体不良贷款率仅为1.62%，低于4年前的1.81%。

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首席中国经济学家Julian Evans-Pritchard表示：“国有制为中国银行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使其免受金融体系其它方面问题的影响，目前银行间市场几乎没有任何紧张迹象。但即使避免了更广泛的金融危机，影子银行的倒闭也可能导致次级借款人的信贷条件收紧。”

据报道，中国最大的私人财富管理公司之一中植企业集团(Zhongzhi Enterprise Group)未能偿还该公司管理的超过人民币1万亿元资产下的一些到期产品。7月底，中植集团聘请了专业服务公司毕马威(KPMG)对其资产负债表进行审计。

未来几周至关重要

麦格理资本(Macquarie Capital)首席中国经济学家Larry Hu表示：“未来几周至关重要，因为对一些大型开发商来说，时间紧迫。”他将持续的房地产危机归因于信心和销售额之间的螺旋式下降。

Larry Hu称：“现在改变游戏规则的是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足以扭转市场预期，并将房地产市场从目前的下行螺旋中拉出来。”

随着中国房地产价格将持续上升的神话被打破，对房地产的单向押注正在减弱。

中国政府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房地产销售价值下降1.5%，至人民币7.05万亿元，而销售的建筑面积比去年同期下降6.5%，至6.656亿平方米。

(图片来源：《南华早报》)

今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声明删除“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句话后，市场一直期待政策会进一步放松。

今年6月，中国央行扩大人民币2,000亿元的贷款额度，以确保未完工的房地产项目完工，并允许商业银行在恒大危机后将到期贷款展期，将这些政策延长至明年年底。

与西方的救助不同，中国政府倾向于允许国有企业和银行帮助吸收陷入困境的企业。在恒大的案例中，当局向该公司派遣了特别小组，以确保物业单元的交付、债务偿还的管理，并确保整体社会稳定。

在上周五召开的去风险会议上，中国央行以及银行和证券监管机构承诺，将优化信贷政策，丰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工具。他们表示：“我们必须坚决捍卫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漂亮去杠杆”

桥水基金(Bridgewater)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表示，中国比其他许多国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因为债务主要以人民币计价，而且主要是欠国内公民和机构的。

达利欧上周五表示：“显然需要像朱镕基在上世纪90年代末策划的那种大规模债务重组，只是规模要大得多。”他指的是朱镕基成立四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以拆分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

这位传奇基金经理的“漂亮去杠杆(Beautiful Deleveraging)理论在通缩性违约和重组与债务货币化之间取得平衡，以分散负担。过去5年，这一理论引起中国高层官员的高度关注。

Fraser Howie说：“如果政府有工具可以改变严峻的经济形势，那么他们要么没有使用这些工具，要么没有发挥作用。最好的情况是，政府应对一系列长期的经济问题，并希望这些问题不会成为可能造成重大冲击或引发恐慌的严重问题，即允许局部银行倒闭，但确保大城市的国有银行不会出现挤兑。”

George Magnus认为，一个可能的结果是，房地产浪潮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是将危机的成本分配给政府、银行或购房者。

Magnus表示：“就中国而言，这可能意味着房地产行业的大部分重新社会化。我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认为外面有免费午餐，或者这不会是一次痛苦的经历。”